文/陈永伟
从一场世纪诉讼说起
2026年4月28日，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的法庭内，一场围绕OpenAI营利化、控制权与AGI未来走向的高风险诉讼正在展开。
原告席一侧，埃隆·马斯克出庭作证；另一侧，OpenAI、山姆·奥特曼与格雷格·布罗克曼则由律师团队应对。庭审一开始，马斯克就单刀直入，指控奥特曼和OpenAI背信弃义、背离初心。他向法庭陈述说，当年他正是为了制衡谷歌DeepMind在AI领域的优势，并防止AGI被少数力量垄断，才拉上奥特曼和布罗克曼一起创立了OpenAI。从一开始，OpenAI就被定义为一家具有开放和公益导向的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但现在，奥特曼等人却窃取了这个机构，并将它变成了一家营利公司。
作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马斯克还强调，自己当年不仅提供了Ope－nAI早期重要资金支持，也参与招募包括伊利亚·苏茨克维在内的重要研究人员，其初衷就是让AGI技术造福全人类，而非被私有化、商业化。在他的叙述中，OpenAI后来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背离了这些初衷。
但OpenAI一方很快以邮件和公司文件回应了这一说法。OpenAI及奥特曼一方律师威廉·萨维特当庭抛出多封关键邮件，直指马斯克证词中的漏洞：正是马斯克本人较早提出过让OpenAI转向营利性企业的设想。在一封发给奥特曼、布罗克曼、苏茨克维等人的邮件中，他称，鉴于谷歌DeepMind的快速进展和AGI研发的巨额成本，将OpenAI设为纯粹的非营利组织可能是个错误，转向营利才可能持续推进研发。OpenAI一方试图借此证明，马斯克发起诉讼，并非单纯出于他所说的世界未来与人类大义，也与公司控制权和商业利益密切相关。
随后，萨维特又调出2017年9月马斯克的“幕僚长”希冯·齐里斯给OpenAI高层群发的一份“掌控营利性子公司”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清楚列出了让OpenAI实现营利化的几套方案。萨维特还指出，马斯克最初承诺给OpenAI捐赠10亿美元，但最终仅投入了3800万美元，并据此质疑其所谓持续支持OpenAI公益使命的说法。
更关键的是，在2017年前后讨论设立营利实体时，马斯克曾要求取得对新结构的主导权，包括多数股权、董事会控制权和CEO职位。OpenAI一方由此主张，马斯克真正反对的并非营利化本身，而是营利化后的OpenAI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这一说法，马斯克坚持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要掌控一切，只是想守住OpenAI的初心，确保AGI技术不会被滥用，也不会被少数人垄断。
上面这些，只是这场诉讼第一天的一些片段。实际上，马斯克的作证持续三天，合计超过七小时；随后，庭审进入第二周。接下来，包括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在内的一众大人物仍可能出庭作证。按目前进程，陪审团裁决最快可能在5月中旬前后出现；但考虑到上诉和相关程序，围绕OpenAI结构与控制权的争议仍可能持续更久。
无论如何，这个案例都将在商业史和AI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因为在这个案件背后，不仅涉及AI领域太多的恩仇，也涉及人们面对AGI时的各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可能把我们带向怎样的未来。
理想、利益和意气
要搞清楚马斯克与奥特曼，以及OpenAI之间的恩怨纠葛，我们需要将时钟拨回十年之前。
2015年的硅谷，人工智能浪潮刚刚兴起。谷歌收购DeepMind后，在AI领域一路领先，成为当时AGI研发中最受关注的力量之一。彼时的马斯克，已经是硅谷的传奇企业家。特斯拉和SpaceX的成功，让他成为科技圈的偶像。然而，这样一位传奇的“硅谷钢铁侠”，却对正在兴起的AI充满忧虑。他担心，如果缺乏足够监管，AGI很可能在未来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他曾向谷歌创始人拉里·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人表达过这种忧虑，但得到的回应都令他失望。佩奇并不认为AI取代人类一定是灾难，政治人物也未真正把AGI风险转化为政策议程。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斯克萌生了创建一家非营利、开放、具有普惠导向的机构，让它制衡谷歌在AI领域的优势，并引导AGI向着造福全人类方向发展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斯克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最终，他找到了当时曾任YCombinator（YC）总裁的奥特曼，以及已经在技术领域颇有声望的Stripe公司CTO布罗克曼。他们一起创办了一家非营利机构，也就是我们熟知的OpenAI。
创立初期，OpenAI确实践行着“非营利、开放、普惠”的理念，试图以开放研究和公益使命区别于传统科技巨头。马斯克也深度参与其中，曾帮助招募苏茨克维等重要研究人员，并频繁参与团队讨论。那时的OpenAI，仍像是一场硅谷理想主义实验：它相信最前沿的AI技术不应只服务于公司利润，也不应被少数巨头控制，而应尽可能造福全人类。
但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重量。AGI研发需要海量算力支持，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而非营利模式很快就显露出压力。随着研发深入，算力成本、人才成本越来越高，OpenAI的资金储备逐渐捉襟见肘。公开材料和庭审信息显示，仅2017年的计算支出就已达到数千万美元量级。若没有新的资金注入，研发工作将难以继续推进。
面对资金困境，马斯克提出了让OpenAI设立营利部门的设想。起初，奥特曼、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等人都对此抱有疑虑。但随着算力和人才成本持续上升，营利化逐渐成为OpenAI内部无法回避的选项。真正引爆冲突的，是新结构中的控制权安排。马斯克希望在营利实体中取得更大控制权，而奥特曼、布罗克曼等人则担心，这会让OpenAI从防止AGI被少数人控制的机构，变成另一种由个人主导的公司。
双方围绕这个问题僵持许久。2018年，马斯克退出OpenAI董事会，不再参与OpenAI的日常决策，也停止继续向OpenAI提供资金支持。按OpenAI一方在庭审中的说法，马斯克离开OpenAI，并非只是因为坚持非营利初心，也与其未能取得控制权有关；而在马斯克一方的叙述中，他则是因为OpenAI背离创立初衷而逐渐与其分道扬镳。
马斯克离开后，OpenAI进一步陷入资金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局面，奥特曼找到微软寻求合作。当时的微软，正为在AI竞争上落后于谷歌而苦恼。2019年，微软首次向OpenAI投资10亿美元，并确立Azure云为OpenAI的重要基础设施合作方。在微软的支持之下，ChatGPT在2022年11月底横空出世，OpenAI由此一跃从一家相对小众的AI研究机构，成为AI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
此后，微软继续向OpenAI投入巨额资金，并获得与OpenAI产品和技术相关的多项商业权益。由此，双方形成了“云服务+模型能力+收入分成+资本绑定”的闭环体系。它一方面为OpenAI提供了扩张所需的资金和算力，另一方面也让OpenAI最初的公益承诺，越来越深地嵌入商业巨头的生态之中。OpenAI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也付出了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制度代价。
而马斯克在退出OpenAI后，并没有放弃AGI赛道。2023年，马斯克创立xAI，立志打造强大且安全的AGI大模型。这既是重返AGI赛道，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与OpenAI正面竞争的意味。xAI成立时吸纳了一批来自OpenAI、Deep－Mind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很快卷入与OpenAI之间的人才和商业秘密纠纷。与此同时，马斯克还投入大量算力研发自己的大模型Grok，希望以此证明，自己仍有能力在AGI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过，从结果看，马斯克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取得他预期中的效果。Grok虽然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在市场影响力和生态规模上，仍难与OpenAI的GPT系列相提并论。这种市场竞争上的挫败，更让心高气傲的马斯克大为恼火，最终促使他把奥特曼和OpenAI告上法庭。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OpenAI始终在市场竞争中领先于xAI，但奥特曼也并不轻松。在OpenAI走向营利之后，商业化压力不断把他推向与最初理想不同的方向。为了抢占AI发展的先机，证明OpenAI的价值，他不断强调加快模型开发速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Ope－nAI在安全和普惠上的取舍，也开始引发越来越多内部争议。这些分歧，让不少骨干员工先后出走。其中，就包括达里奥·阿莫代伊。后来，他创立Anthropic公司，开发出Claude模型，最终成为OpenAI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
ChatGPT发布之后，OpenAI曾一度在AI界独领风骚，用户量和市场估值纷纷暴涨。但这种成功也让奥特曼与他最初的梦想渐行渐远。现在，商业化目标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OpenAI的决策。原先强调的开放、普惠、安全等目标，也越来越需要在商业化、资本投入和市场竞争中重新排序。这些矛盾，最终导致了2023年11月那场震动硅谷的“政变”，以及包括苏茨克维在内的一批核心人员出走，让OpenAI元气大伤。此后，由于合作边界和利益分配上的争议，OpenAI又和“救命恩人”微软产生了明显分歧，使双方原本高度绑定的联盟开始松动。
现在，OpenAI风光犹存，但危机也早已遍布。因理想而生的OpenAI，终究还是没有逃过利益、权力与个人意气的纠缠。
面向AGI的不同理念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和奥特曼之间的恩怨，夹杂着太多利益纠葛和意气之争。但追根溯源，它其实也源于一个理念问题，即面对AGI的到来，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如今，随着AI技术快速迭代，尤其是ChatGPT、Grok、Gemini等大模型相继推出，AGI已经从科幻概念，变成现实技术竞争和产业叙事中的核心议题。相比过去的技术跃迁，AGI的不同在于：它一旦实现，意味着AI可能在越来越多关键能力上接近甚至超过人类。过去的技术进步，更多是对人类能力的延伸；而AGI可能带来的，则是主体位置的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下，AI不仅可能抢走人们的工作，还可能挑战人类长期以来自认为拥有的“主人”地位，甚至像《黑客帝国》《终结者》等科幻片所描述的那样，反过来奴役人类，乃至造成人类灭绝。
那么，面对滚滚而来的AGI，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几派彼此对立的观点和思潮。
第一种，是近年来在媒体和科技圈中曝光度很高的“有效加速主义”（E/acc）。它并不是“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altruism）和“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硅谷技术乐观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和对AI安全叙事的反拨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其核心主张是，技术加速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路径，因此应尽可能减少对AGI等前沿技术研发的限制，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担忧技术失控上。
E/acc信奉者大多相信，AGI是人类文明跃迁的关键，是解决气候变化、疾病蔓延、资源短缺、贫富差距等终极难题的重要工具。只要AGI能够实现突破，拥有超越人类的智能，这些问题就可能迎来新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坚持认为，AGI研发应当“越快越好”，任何过度阻碍技术加速的行为，都是在阻碍人类进步。
问题在于，这种技术中心主义很容易把速度置于安全、伦理和社会后果之前。一些更为极端的E/acc信奉者甚至认为，即便技术突进会加剧社会矛盾，也应将其视为文明跃迁的必要代价。等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旧的社会问题自然会被新的技术能力所化解。2023年，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An－dreessen）发布《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TheTechno-OptimistManifesto）后，技术乐观主义和E/acc在硅谷获得更高声量，成为理解当前AI竞争氛围的一把钥匙。
第二种，是与“有效加速主义”针锋相对的安全审慎主义。其核心诉求是“稳步推进、安全优先”。他们认为，AGI的风险远超想象，一旦拥有超越人类的自主决策能力并出现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生存。因此，他们主张，在AGI研发过程中，必须建立严格的伦理规范和监管体系，在确保技术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推进研发与应用。
虽然安全审慎主义在舆论上的声势不如“有效加速主义”，但其信奉者也不在少数。比如，“人工智能教父”、深度学习的重要奠基人杰弗里·辛顿，就是安全审慎主义的重要代表。为了呼吁社会关注AI蕴含的风险，他不仅从谷歌离职，以便更自由地谈论AI风险，也公开表示，对自己长期推动AI发展的部分工作感到遗憾。除了辛顿外，他的学生、我们前面提到的苏茨克维，也常被视为安全审慎主义的代表。无论是他参与2023年11月针对奥特曼的董事会行动，还是后来从OpenAI出走、创办SafeSuperintel－ligence，都被外界认为与他对超级智能安全问题的长期关注有关。
第三种，是普惠共享主义。这一思潮的核心主张是，AGI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应被少数企业或科技巨头垄断。它应推动技术开放和成果共享，让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享受AGI带来的红利，避免技术鸿沟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
在普惠共享主义者看来，AGI的研发离不开整个科技行业的长期沉淀，也离不开全人类的知识贡献。因此，AGI的技术成果理应属于全人类，而不是被少数巨头私有化，成为它们收割商业利益的工具。他们主张，AGI技术应该尽可能开放，让全球开发者共同监督、共同完善。这既能降低失控风险，也能让更多人参与到AGI研发中，推动技术更快、更公平地发展。开源社区、公益组织、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从业者，以及加密社区中的一部分人，都接近这一立场。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Buterin）提出的D/acc，就是对安德森式技术乐观主义的一种回应，强调防御性、去中心化和民主化的技术路径。
第四种，是商业务实主义。它认为，AGI研发需要海量资金和算力投入，非营利模式难以持续，商业化是推动技术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承认安全风险和普惠诉求，但主张在闭源商业化与有限开放之间寻找平衡，在盈利的同时投入安全研究和伦理建设。对于这一派来说，问题不是要不要商业化，而是如何让商业化不至于吞噬公共目标。
这四种思潮相互对立、相互碰撞，构成了AGI发展的多元争议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当中，它们并不会泾渭分明。同一个人可以同时受到几种思潮的影响，也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改变自己信奉的理念。但尽管如此，这些观念仍会在背后影响他们的行为。
聚焦到马斯克与奥特曼，他们的理念差异，本质上就是安全审慎主义、普惠共享主义，与加速主义、商业务实主义之间的碰撞。马斯克早期有技术加速主义倾向，后来则逐渐转向安全审慎主义与普惠共享主义的结合，至少在口头上如此。他强调“安全、开源、普惠”，反对AGI企业单纯追求利润；但他试图掌握OpenAI控制权的努力，也说明这种理念中始终混杂着强烈的个人意志。相比于E/acc强调个人难以左右技术进步，马斯克更愿意相信，自己有能力将AGI引向正确方向。
而奥特曼，则更像是加速主义与商业务实主义的结合。相比于马斯克，他显然更加相信技术本身的力量，所以对于马斯克试图以个人意志引导AGI发展的思路并不认同。与此同时，作为OpenAI的掌舵人，他为了公司的存续，又必须考虑公司的收益问题。起初，收益问题可能只在他的决策过程中占比较小的权重；但随着GPT模型大获成功，商业化目标在其决策中的权重随之上升。由此，营利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他治下的OpenAI，理想主义色彩也就随之日渐消退了。
担起面向AGI的责任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马斯克和奥特曼之间的这场恩怨，远非简单的个人反目，而是AGI赛道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它折射出的深层困境是：围绕AGI的几种主流理念，在现实运行中常常不是滑向危险的激进，就是陷入脆弱的妥协，难以为AGI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指引。“有效加速主义”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激进理念之一，将技术迭代奉为最重要的圭臬，容易无视AGI失控的潜在风险，片面追求研发速度，甚至相信技术突进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旦与商业力量合流，它就很容易把研发速度置于安全、伦理和社会后果之前。而那些看似温和的理念，诸如部分普惠共享主义、商业务实主义，又显得格外脆弱，极易在利益诱惑与现实压力中偏离初心。普惠共享主义倡导技术开放、成果普惠，本是AGI发展中值得珍视的理想方向，却往往因缺乏资金支撑、难以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向商业资本妥协，沦为口号式普惠。商业务实主义虽强调盈利与公益的平衡，但在巨额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也往往会优先牺牲安全与公平，向加速主义倾斜。即便是马斯克所秉持的安全审慎主义，也因掺杂个人控制权的执念，被情绪与利益污染，难以成为AGI发展的指路明灯。
这一切都说明，AGI的发展不能仅依靠技术精英的自发引导。技术精英虽然在技术问题上有超人的认知，但他们也往往受限于自身利益、认知局限与情绪影响。要么被资本裹挟，要么陷入个人执念，难以跳出利益博弈的框架，也很难真正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统筹兼顾AGI的安全、公平与可持续发展。AGI既不是少数人的博弈筹码，也不应只是资本逐利的工具。它关乎人类未来，必须纳入更广泛的公共讨论与制度安排之中。
毕竟，如何面对AGI，是攸关人类命运的选择，它最终可能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并且，留给我们选择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如果错了，或许连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作为参与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选择权完全交给那些只谈理想、却低估现实风险的技术精英，也不能把它交给那些将个体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资本和权力主体。否则，AGI就可能从造福人类的工具，变成巩固自身优势、放大既有不平等的工具。
具体来说，政府需要推动建立跨国家、跨领域的协调机制和底线标准，防范技术失控与资本垄断，明确AGI研发和应用的伦理边界与法律红线。社会组织和行业机构需要搭建沟通桥梁，推动技术精英、资本力量与普通公众的对话，传递多元诉求，避免单一群体主导AGI的发展方向。每一个普通人也不应置身事外，而应主动了解AGI的潜在影响，表达自身关切，监督AGI的合理应用。唯有如此，AGI才可能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的力量，而不是毁灭未来的隐患。
结语
我在读研究生时，听过一个金融系流行的段子：一名数学不好的学生想要挑一门数学少、难度低的课混学分。他在英文选课单上看到一门叫《选择、未来与其他琐事》的课，心想这一定是一门空讲大道理的“水课”。但等他真正去上课时，却惊讶地发现，这门课不仅公式满天飞，还需要大量编程。和同学一打听，他才知道，这门课其实叫《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品》（Options,FuturesandOtherDerivatives），是金融系最硬核、最难，同时也是最务实的课程之一。
不知道为什么，在思考AGI问题的时候，我不觉又想到了这个段子。当AI这个人类自己的造物，真的在某些关键能力上超越我们时，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从表面上看，关于选择与未来的问题似乎高度理想主义；但当它落到每一个当事人身上时，却又可能被“其他琐事”分心，被股票和期权的价格干扰。即便如世界首富马斯克，如行业领袖奥特曼，也不能幸免。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如何选对通向AGI的路？或许，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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